我對各種探索型的台灣近代史重新挖掘，爭相發表研究成果的看法。

台灣的近代史因為過去太過偏重「中原華夏」思維中心的正統廟堂觀點，以及政治肅殺、思想清洗經過太多年，使得史實真相的流傳，文化堆疊的如實演進過程，被細碎化，口耳相傳化，以致常常看錯重點，沒有把文明呈現的模式，近乎真實「替現」出來。很是可惜！我認為，台灣是一個很值得被嚴謹的文化人類學地毯式的、全面式的長期田野調查，把整個「台灣現象」的起承轉合的深層結構、功能結構與人際間的生產關係，對應上十九世紀末在東西方文化思潮，與歷史事件彼此強烈衝擊下，審視台灣曾有的機運轉折，及帶給東亞社群的啟示，與將來如何把對「台灣」文明再發現，或者於重現認識中再出發的真實脈絡，真正的公共平台化，成為台灣人間智識上共許的歷史認知，再次蛻變東亞文化的底蘊色彩！

這樣值得被的「新」發現，要留下扎實的人類學民族誌，不管是認知人類學、社會人類學、語言人類學或是文化人類學的學術過程，真正的架構以來，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實證」的印記，才能避免成為近代人類史發展上不被拐彎略過的不起眼足跡。

馬偕博士的「逍遙」哲思，全人教育的思維，顯然地突破原來的「經院」哲學的思考視野，重新反思「亞里斯多德」的哲思主張，看起來他跟類似主張的歐陸哲學大師為同期人物，卻是在求身體力行上下功夫，而非埋首學理重整那種，更回到了「畢達哥拉斯」學團倡導的，那樣具有主動行踐的熱情。這樣的反思文明的過去，放眼重新行踐的未來，希望造成一個「文明轉折的拐點」這更是馬偕來台的重要意義。

這應該也是辜偉甫先生呂泉生老師於二戰後做了很多振興台灣藝文活動的一些事跡，內心裡真正想到達到的目的吧！這是我這山野鄙人小小的看法。

PS:其實，同時間發生於當時的台灣，也有「中華文化」在台灣「重新」奠基的過程。也很精彩！也蠻有可歌可泣的故事發生。其中一個重要歷史拐點，居然是在「樂生療養院」信仰佛教的院生身上。